2018-7-18 7:43:00

  在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正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内需支撑,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内生发展动力在不断增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尤其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规模持续增大,对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新引擎。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经环境,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答卷:消费、投资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8.5%、31.4%。在投资方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7316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5个百分点。在外贸方面,货物进出口总额141227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75120亿元,同比增长4.9%;进口66107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出口相抵,顺差9013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26.7%。在居民消费和市场销售方面,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同比名义增长8.8%,比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7%,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6.8%,加快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12.2%,加快1.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018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和化妆品类同比分别增长10.6%、10.6%和14.2%,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0.2、0.5和2.9个百分点。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0%,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

  在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正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转向现在主要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内需支撑,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内生发展动力在不断增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的话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这表现在经济运行平稳、结构优化升级、动能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提升方面。

  当前,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而消费是内需中的“顶梁柱”。近年来,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培育消费热点、改善营商环境,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有效措施,旨在培育消费发展新动能、构建扩大消费新机制、创造消费供给新条件、建立消费市场新秩序、降低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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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4 7:44:00

  复杂的内外环境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更大挑战。现在,一方面要按既定部署,继续调结构、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推动各项改革;另一方面要防止经济减速引发其他各种风险。如何平衡这两方面需求的矛盾,压力明显增大。央行再度实施定向降准保持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把企业营商环境列入未来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范畴,与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一致。按自己的节奏推出自贸区负面清单,显示了在更高层次深度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状况下,平稳增长无疑是今年中国经济的重要目标。综合生产指标、效益指标、结构指标、民生指标来看,当前支撑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有利因素在增多,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在持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制造业PMI为51.5%,显示制造业仍处于轻微扩张态势。

  多数研究机构都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持谨慎乐观的判断。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举行的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2018年省区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给出的判断是: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基本平稳、结构调整优化、质量效益改善、风险总体可控。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不断增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进一步显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8年二季度例会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总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力在加快转换;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平稳运行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力推进,新动能的快速成长,政府不断创新和改善宏观调控,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韧性已构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为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了充沛的动力与空间。

  整体观察,我国经济运行尚未根本摆脱下行压力。加强金融监管、抑制地方债务、严格房地产调控和加强环保力度的政策叠加,整体需求持续疲软。另外,国际环境不可控因素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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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5 7:40:00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而被置于“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地位。工业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已逐渐覆盖各个领域,如基础设施、工厂、医疗等。工业互联网正进入全面爆发期。工业互联网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如何将产业链、供应链或价值链的协同机制建立起来,或将先进的控制技术资源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如何不断提升智能制造生产体系的创新水平,中国工业互联网的未来任重道远。

  工信部日前公布《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18年工作计划》,到2020年底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与之相对应的标志性事件是,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6月8日在沪上市,以每股16.52元开盘,不久迅速上涨44.01%,市值高达3905.58亿元,成为A股第一大市值科技企业。此外,被称为创业板最大规模IPO、超级“独角兽”、动力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月11日登陆创业板,有券商机构对此估值达2000亿元,将成创业板第一大权重股。

  当今世界,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的孕育下,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工业形态驱动下,工业互联网蓬勃兴起并已成主要工业国家抢占国际制造业竞争制高点、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共同选择。埃森哲预测,2020年全球工业互联网领域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全球工业互联网两极多元的总体格局也日渐清晰。美、德、日等国纷纷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产业合作为抓手,加快工业互联网推进,推动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驶入快车道。美国主导的国际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工业互联网推广组织。该联盟汇聚31个国家和地区的246家成员单位,集聚40多家跨国企业开展大量测试床建设部署,并与德、法、日等多国政府建立对话与合作渠道,与全球20多个知名行业组织形成合作关系,未来很可能成为全球工业互联网推进的枢纽。德国将工业互联网确立为工业4.0的重要依托,成为除美国之外全球工业互联网最活跃的推手。德国一面依托本国工业4.0平台,集聚全国制造业龙头和“隐形冠军”,针对架构、标准、安全、测试床等关键共性问题加速与IIC的技术协同和产业协作,另一面加大资源投入积极参与IIC技术工作,并成为IIC领导团队的重要成员,开展工业4.0平台与IIC对接,实质性推进美德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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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8 7:47:00

  CDR能如此快速推进,是因为目前这是能最快解决海外上市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选择,在上市流程、时间、融资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而面对庞大的市场,“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最为可靠。监管层为此做了充分的制度准备,如设立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提供专业咨询意见,要求保荐机构增加对创新企业特殊情况和相关风险的尽职调查等。为严格防范风险,还设定了严格的选取标准和选取机制,特别强调将严格掌握试点家数和筹资数量。

  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全力拥抱新经济。

  证监会前天深夜正式发布《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修改并发布上市管理办法,同时还发布了《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中国证监会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等一系列CDR落地细则。至此,CDR发行制度层面规章制度基本到位,符合条件的创新企业从6月7日起就可向证监会递送CDR发行申报材料。

  CDR能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是目前能最快解决海外上市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选择。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提出,CDR是解决两地的法律、两地监管的有效措施,有利于已上市、海外退市企业回A股上市。这也是监管层首次明确新经济企业回归的方式。

  首批6只“独角兽”基金已于6月6日正式获批,上限规模总计可达3000亿元。这对公募基金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伴随着未来新经济企业回归A股的制度条件逐渐完善,公募基金在其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今年以来,从新股发行到再融资,从定增到并购重组,从监管层到交易所,拥抱新经济,支持创新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并购、实现快速发展,正在成为主旋律。随着360成功借壳上市,富士康IPO快速过会,新经济回归已成为今年以来的资本市场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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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3 7:53:00

  商务部网站5月14日发布《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典当行管理职责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称,商务部已将制定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业务经营和监管规则职责划给银保监会。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多头监管终于走向了统一。

  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在商务部融资租赁划归原银监会监管前,我国融资租赁业根据监管主体的不同,一直处于多头监管、业务不平衡状态,存在三类租赁公司:一类是原银监会审批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属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类是融资租赁公司,属一般工商企业,其中又分为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和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前者由商务部省级主管部门审批设立,后者由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及授权机构审批设立。三类公司都从事融资业务,却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管,显然会有不小的矛盾。在当时的环境下,融资租赁业形成监管分割的格局,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

  融资租赁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型融资方式,此后逐渐成为与银行信贷、证券并驾齐驱的三大融资工具之一。据《世界租赁年鉴》统计,全世界租赁成交额1978年是410亿美元,1987年是1038亿美元,2000年达到4990亿美元,2005年为5820亿美元,2010年为5945亿美元,到2015年为10053亿美元,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融资租赁后,从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即业务量来看,发展迅速,近年来增长率达30%至40%。据中国租赁联盟和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7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截至去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一项目公司、分公司、SPV公司和收购海外的公司)总数约为9090家,较上年增加了1954家,同比增长27.4%。其中外资租赁8745家,内资租赁276家,金融租赁69家。在公司数量上,外资租赁占整个融资租赁行业的96.20%。而据商务部《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2016-2017)》,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融资租赁企业6158家,增幅为70.3%;注册资本金总量为19223.7亿元,同比增幅31.3%,是2013年2884.3亿元的近7倍;资产总额21538.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4%;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535.9亿元,利润总额267.7亿元,较上年分别增加35%和25.4%。另据原银监会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已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达66家(不含3家金融租赁专业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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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9 7:47:00

  以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开放将成今年我国金融开放重头戏。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甚至超出市场预期。监管层则在强化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注重国内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对外汇流动实施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防止非理性跨境资本流动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冲击,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各方期待由此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机制,减少调控成本,提高政策有效性。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历史关口,中国迈出了继续扩大开放的步伐。大家看到,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对外开放的措施出台最近进入“快节奏”。

  央行5月3日发布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境外证券投资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称央行将根据跨境资金流动形势、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及人民币产品发展情况等,对RQDII的境外投资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开放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座谈会上表示,将不断深化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5月4日,中国存托凭证(CDR)细则正式亮相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5月3日,瑞银证券股权变更获受理,有望成为首家外资控股的合资券商。此前,银保监会批准工银安盛人寿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央行也受理了益博睿征信(北京)有限公司递交的在我国境内开展企业征信业务的备案申请。此外,央行还收到了世界第一公司关于申请支付业务许可的来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展示新时代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在笔者看来,央行此时加强RQDII监督管理,应放在当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大环境下来分析。随着美元指数迅速触底反弹,人民币汇率再度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3.9%,而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了连续贬值之势。截至5月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了两个月以来的新低。RQDII是人民币投向境外,会增加海外人民币流动量,某种程度上会加大海外人民币贬值压力。因此,此时央行加强RQDII监督管理,要求开展境外投资的RQDII不得将人民币资金汇出境外购汇,有助于减少海外人民币流动性,弱化人民币贬值压力。

  从对外证券投资的渠道来看,去年有三类渠道快速增长:一是境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外证券投资攀升,合计净购买境外股票和债券724亿美元,增长27%;二是境内居民通过“港股通”和“基金互认”等渠道购买境外证券类资产396亿美元,增长45%;三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及RQDII)投资非居民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合计65亿美元,增长18%。另有两类渠道出现回落:我国居民购买非居民境内发行债券29亿美元,同比减少51%;我国减持境外银行承兑远期信用证(附汇票)74亿美元,而2016年为净增持94亿美元。由此可见,从资本账户开放角度看,在债券科目下,居民境外购买子项目属于部分可兑换,准入限制或额度控制有趋紧之势。

  政策趋势显示,“自主平衡”已成我国争取国际收支平衡政策的核心。分析人士认为,“自主平衡”的意思主要是靠中国自己来稳定汇率,今后政策会从这个核心出发调节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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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27 7:41:00

  铁矿石期货确定引入境外交易者,是中国资本市场对金融开放给出的回应。在铁矿石定价权完全受制于人的紧迫形势下,铁矿石期货对外开放将打开新局面。在中国本土与全球投资者一起,建设并发现公开透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定价基准,不仅有利于引导铁矿石行业相关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提高避险效率,也利于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深度服务全球钢铁产业。当然,铁矿石人民币期货交易要发展成型,面临不小的不确定性,还会有更多挑战。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将从5月4日起引入境外交易者。这标志着以人民币结算的铁矿石期货全球化贸易正式启动。这是中国继3月底推出以人民币结算的原油期货后,第二个迈出国际化步伐的期货品种。

  铁矿石期货确定引入境外交易者,是中国资本市场对金融开放给出的回应。作为中国首个将实现对外开放的已上市期货品种,正如标普全球普氏所言:“中国铁矿石期货的国际化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里程碑事件。”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多年来也一直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铁矿石进口同比增长5%至10.75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量的75%以上,对外依存度高达80%。我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加上国产矿的退出空间,未来铁矿石进口仍将稳步增长。另外,虽然我国粗钢产量近几年已进入高位平台区,但国产铁矿石仍有2亿吨左右,这部分矿山成本依然高于国外主流矿,进口替代国产的空间依然较大。

  虽然我国进口了全球60%的铁矿石,却始终没能掌握定价权。自1981年以来,国际铁矿石交易采用长协定价机制:铁矿石供应商和消费商经过谈判确定价格,双方依照谈定的价格在一年内执行。根据习惯,国际铁矿石市场分为日本市场(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每年在东方以日本铁矿石用户为代表,在欧洲以德国用户为代表,与世界铁矿石主要供应商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力拓(RIONTINTO)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VALE)进行谈判。而在目前的铁矿石定价体系中,普氏指数虽然较有影响,但自普氏指数2008年进入铁矿石市场以来,在定价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询价样本小、定价过程不透明、价格“涨得快跌得慢”等问题一直备受国内钢企诟病。

  国内铁矿石期货2013年就在大商所上市,运行平稳,交投活跃。据大商所数据,2017年大商所铁矿石期货单边成交量3.29亿手,已成为全球成交规模最大的铁矿石衍生品市场。2017年,我国铁矿石期货单边成交量3.29亿手,法人客户日均持仓量占比达37%。期货功能发挥良好,近百家钢厂、近千家钢铁贸易商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铁矿石期货采取人民币计价结算和实物交割方式,期现货市场衔接紧密,期货价格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期现价格相关性达0.95。我国铁矿石期货具备了对外开放、成为国际贸易定价基准的基础,只是境外交易者无法直接参与中国铁矿石期货交易,我国铁矿石贸易一直缺乏与消费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有限。与原油、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不同,铁矿石贸易尚未形成全球公信力的铁矿石价格基准。可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启动以人民币结算的铁矿石期货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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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8 7:47:00

  全方位开放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蓝图已很清晰,当今中国的升级版改革开放,不再是以廉价资源环境、人力和财税让利为特征的“优惠型”,而是以放开市场、强化服务、强调公平、优化资源配置为主的“效率型”,并将致力寻求更新更大的突破。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除了面积远超世界现有的主要自贸港,有望形成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更在于战略定位,使其发挥在“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泛南海经济合作中的中心枢纽作用。

  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历史性时刻,中国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在海南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港区,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又跃升到了新高度。围绕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的产业定位极为清晰: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按规划,到2020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海南将集聚生态、科技、贸易、商业服务和旅游等高端产业,成为华南地区乃至中国面向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窗口。随着相关支持政策的出台,海南各个产业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成为下一个投资“风口”。

  中国在去年10月就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政策制定方面享有比现有的自由贸易区更大的自由度,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加开放。此外,自贸港将采用国际标准来确保货物、人力资源、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通,并得到新的规则和条例的支持。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港可被视为自贸试验区的“升级版”。

  既是升级版,那就需要在国际上找到先进的自由贸易港对标,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东的迪拜、德国的汉堡、荷兰的鹿特丹等。鹿特丹港最大的优势是超强的服务能力。虽然欧盟一体化削弱了关税减免优势,但鹿特丹港超强的港口服务能力却为它带来了海量贸易。其突出优势在于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平台,实现了EDI(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化等。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实现了立体交通运输的网络化,促成了储、运、销一体化运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对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更具借鉴意义。作为一个以自贸港立国的国家,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技术创新。早在1989年,新加坡就推出了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这个网络囊括了海关、税务、安全等逾35个相关部门,原来需要向多个部门分别提交的文件,只需提交一次就够了;原本需两至七天的通关时间,理论上可以缩短至一分钟。中国香港的经验主要是“自由”。首先,整个香港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除了四个税号(酒类、烟草与香烟、碳氢油类、甲醇)以外的所有货物进出都可享受零关税。其次,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的注册成本都很低,外商投资者可持股100%,所有资金都能自由进出。据加拿大菲沙研究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报告,香港去年以8.97分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需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港将带来更大的对外开放想象空间,在自由贸易港将实行境内关外的特殊政策,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目前,由于自由贸易港有着更加特殊和宽松的政策,能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空间,因此国内多个地区加快了争取建立自由贸易港的步伐。其实,自由贸易港政策的本质在于中央政府让渡中央海关税收来刺激经济和产业发展。一般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对于刺激国际贸易很有效,让渡中央税收有助于积聚国际贸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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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3 9:17:00

  2018年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思路是兼顾监管与发展。在中央高度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警示下,如何在金融监管、金融业发展与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之间取得平衡,在去杠杆、防风险的总体要求下,如何兼顾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是极为严峻的考验。未来的去杠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今年的M2目标和社会融资目标可能都会很谨慎,货币供给闸门不会轻易开启。在融资环境日趋紧张之际,绿色信贷或许能成为企业获取融资的有效渠道。

  春节长假期间,央行发布了《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对2018年的政策走向作了趋势性判断。报告称,2018年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总杠杆水平仍偏高,企业尤其是国企债务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形下,加强对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显而易见,2018年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思路是兼顾监管与发展。在中央高度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警示下,如何在金融监管、金融业发展与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之间取得平衡,在去杠杆、防风险的总体要求下,如何兼顾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自实施结构性降准政策后,货币市场上的资金紧张态势有所缓解,指标性利率GC001(1天国债回购)也呈现逐渐下降之势。为维持货币市场稳中偏紧的态势,央行在公开市场中持续净回收。公开市场操作和降准操作的组合,在货币市场构成了“收短放长”的完美组合。央行货币投放“收短放长”,有利于稳定货币预期,压低长端利率,促进长期投资,增加经济增长潜力。2月22日,央行接连进行600亿元人民币63天期逆回购、1600亿元人民币7天期逆回购、1300亿元人民币28天期逆回购。此举为时隔16日央行再度重启逆回购。

  2017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已由11%之上的水平回落至8.2%。而2018年1月金融信贷数据再次走高,M2货币供应同比8.6%,社会融资规模30600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29000亿元。1月金融信贷数据超过大部分机构的预测,其背后虽有2017年末额度集中释放的因素,但从整体来看,融资需求仍偏强,考虑到资管新规即将落地,政策面仍有一定的风险。

  为完善货币供应量中货币市场基金部分的统计方法,央行从2018年1月起调整了M2的统计口径,把“非存款机构部门”(指除银行之外的个人和机构,包括散户、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全部纳入M2。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底,货币基金占了公募基金半壁江山,达6.7万亿,这个规模已相当于居民存款总量的四分之一。将货币基金正式纳入M2统计范围,意味着货币基金开始肩负货币职能,而国家为了保障货币的安全稳定,货币基金未来或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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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7 8:54:00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除产业结构和技术提升之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环境友好、注重生态。要实现这个目标,未来的环保硬约束将会长期存在。中央已提出,“要系统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从资源环境承载力出发来规划经济发展,这是相当新颖的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相通。可以肯定,今后的环保执法将会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更严措施全力推进。这正体现了经济发展从量变转向质变的追求方向。

  在2018年这个高质量发展元年,需要把握的一个重点,是政策的关键目标从经济增速转向了关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是首次被提到如此高的层面,配合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将对2018年的经济发展形成“硬约束”。

  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在上周的2018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未来3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标志是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重中之重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进一步明显降低PM2.5(细颗粒物)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除此之外,还要开展“清水行动”和“净土行动”。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接近于10%的年均增速,2017年GDP规模达到82.71万亿元,同比增长6.9%。这是中国经济增速7年来首次回升。按美元计,2017年中国GDP规模达到12.27万亿美元,这是2017年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量。经济“新常态”下,在经济结构调整、宏观政策高度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能加速回升,是个让人欣慰的成就。

  经济学大家吴敬琏老先生曾表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红利与海量投资。只是如今这两方面都碰到问题了。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2017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16至59周岁)为90199万人,比2016年下降了548万。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仅无法持续,且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回报递减。二是靠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杠杆率持续攀升,已超过了临界点。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海量投资只是一个结果,它来自中国的城市化推动。发达国家经历了六七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城市化进程,而中国仅用不到30年。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2016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发展刺激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对基建的高速发展拉动了全世界的大宗商品价格等。然而,在这些高速度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生态破坏、能源消耗等巨大代价。

  环境保护部坦承,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这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现在的问题是,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态环境风险突出,生态破坏等问题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要求与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正因为如此,中国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尤为迫切,以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将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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